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垃圾分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关系到资源节约，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垃圾分类政策的落实，有赖于社区治理的实践。广州将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目标与社区治理相结合，用协商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积极优化垃圾分类工作，践行新风尚。
2019年《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出台，开启了广州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新篇章。通过建立健全市、区、街道三级生活垃圾分类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基层部门联动。截至2019年12月，广州市共有166个街（镇）设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占比高达93.7%；1517个社区建立了社区联席会议，占比高达95.6%。合理、透明、规范的协商与沟通，促进了社区层面凝聚垃圾分类的共同意识。
因地制宜开展社区垃圾分类
广州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广州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清单、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服务内容和基础网格化服务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志愿者、环卫工人等主体的积极作用，引导监督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截至2019年12月，广州市回社区报到参与服务党员人数达20.9万人，其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约9.4万人。同时，全面发挥基层能动性。白云区率先在全市建立首个业委会党支部，推动垃圾分类等小区重大事项的决策。该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主动与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对接，动员热心业主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目前，已发展为街道党工委领导、社区党组织监督、业委会党组织负责的三级组织架构，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不断向纵深推进。
第二，定时定点，铺设垃圾分类网络。近年来，广州各区努力推进楼道撤桶，推行定时定点投放模式。在物业管理完善的新楼盘区域中，黄埔区撤桶率已经达到95%。在旧小区较多的中心区中，海珠区撤桶率也已达70%以上。从数据来看，广州不少小区已经成功实现楼道撤桶。然而，楼道撤桶也给各主体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较大不便，社会对此做法的接受程度不高。例如，部分投放点因垃圾投放过多出现“爆仓”现象。部分居民看到垃圾桶满后便把垃圾直接扔到桶边，既违反垃圾分类的原则，又破坏环境。而且，不少低楼层居民对在一楼放置垃圾桶也有不满。对于楼道撤桶后如何选点、怎样做到及时收运等问题，物管、业委会及居民之间仍需进一步协商。
第三，因地制宜，打造一社区一方案。在城中村社区，流动人口是开展垃圾分类的难点。根据不同的人群需求，广州城中村社区制定了三种垃圾分类投放办法：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基本采用“家里分好类，定时拎下楼，精准定点投”的方式；流动人口采用“租客楼里分好类，屋主负责精准投”的方式；住户分散的区域，用“垃圾分类巴士”定时上门收集垃圾，即“屋里分好类，定时定点上门收”的方式。城中村社区的垃圾分类方案灵活多样，方便了居民，也提高了垃圾分类的效率。针对外来人口多、人员流动性大、垃圾分类意识薄弱等问题，白云区均禾街道推广了屋主责任制做法。利用街道门禁卡办理点，对外来人员开展定向垃圾分类宣传，要求新外来人员在办理门禁卡时，必须签署参与垃圾分类的承诺书。承诺书的签订明确了屋主的主体责任，使垃圾分类监管工作更有针对性、可行性。《广州蓝皮书：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20）》对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具体做法与经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构建社区垃圾分类共建共治体系
广州的垃圾分类社区治理尚处于发展阶段，“定时定点”模式在一些生活社区尤其是商品房小区里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垃圾细分的类别太多、分类指引和便民设施不齐全，也加大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难度。
目前，小区垃圾分类工作需要的资金主要由物业公司负担。许多物业公司没有资金购置分类垃圾桶，居民也不同意涨物业费，只能依靠街道拨款。然而，居委会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并不明晰，工作开展面临“有责无权”的尴尬处境。许多垃圾分类的指标任务在具体执行阶段都落到了居委会的头上，然而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的居委会，缺乏相应的管理权和奖惩机制。与一些垃圾分类先进城市相比，广州垃圾分类的管理机构尚未健全，督导队伍仍需进一步壮大。另外，目前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的经费保障没有形成长效机制，财力投入与实际工作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广州通过落实“垃圾分类”政策，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区走向善治，而社区善治本身就是实现垃圾分类的重要路径。广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坚持“党建引领+居民自治+政府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的原则。社区党组织是社区整合的核心力量，居民自治则直接促进了社区积极行动者的诞生。政府治理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有效对接，将社区治理的有效成果转化为整个城市的治理经验，社会组织的参与将为社区治理提供专业化的知识和方法。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对居民的情况进行摸排调研。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协商程序，保障居民在决策过程中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从广州垃圾分类现存的问题和已有经验来看，要建立垃圾分类治理的长效机制，仍需构建社区垃圾分类共建共治体系，推进社区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要根据社区构成、人员结构、周边资源等要素，形成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方式方法和治理工具。街道一级的垃圾分类政策在落到社区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社区实际情况。对于垃圾桶数量、垃圾回收时间的工作要求，要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对社区自治队伍的培育工作，组织相关力量对居委会、社会组织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业务培训，提升他们参与垃圾分类的专业能力。真正培育一批项目实施效果显著、资金管理规范、具有影响力的垃圾分类社会组织和品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