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能量转移论
一般一个生产系统及过程大体上可以用图4的模型来表示：
图4 生产系统模型
由图4可见，向生产系统中输入的工作介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统称为流通质）在系统内的传递、作用、变化过程是相互依赖的，能量使机器工作、物质变化，人驱动能量便扩大了自身能量系统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输入的物质（原材料）在能量作用（能量做有用功）、信息的控制下变为所需要的产品，但如果能量推动控制而作用于人或机器设备，就要造成人员伤亡或机械设备的损坏，这就发生了事故灾害。
所以，在关于“为什么会发生事故”、“事故发生经历怎样的过程”所谓事故致因理论的研究中便提出了“能量转移论”。这就是约翰逊关于事故的定义。他说，事故是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延缓工作进程的所不希望的能量转移。也可说成是“失控的能量释放或转移”、“能量的逆流（于人体或设备）或逸散”。总之，中心问题是能量。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和管理，除人以外就是对能量的认识和管理。
此种理论对于提示事故的致因是非常本质、深刻和重要的。所说危险性最根本的是“物”，特别是物质的危险性。而物总是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能量既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又是物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或结果。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能量危险性”。处于高处的重物和压缩状态的气体具有大的势能，高速运动的交通工具具有大的动能，火焰与高温物体具有大的热能，火炸药之类的含能材料及有机过氧化物等自反应性化学物质具有较高的化学能，等等。
依据这种理论，还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分析、认识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即：
a）安全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从对能量（火）的发明与应用开始的，又是随着各种新能源、新能量转化方法的发明、应用及深化、推广而突飞猛进的。因此，人们常用对能量的占有和消费量来衡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发展水平。例如，1955年将全世界的能源消费量折合成标准煤（29.3×103kJ/kg）约为34×105kt，而到了1975年就达88×105kt，其年平均增长率差不多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等。我国1970年能源消耗量为2.93×105kt标准煤，到1983年达6.56×105kt，年平均增长率约8.8％。在这些能量消费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总是伴随着事故灾害这种“反作用”的发生。它们之间有着什么关系吗？日本的熊野阳平在198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了火灾致死人数同能量消费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的看法；高桥浩一朗等到了1988年在对日本长期积累了大量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火灾事故起数及其损失随能量消费增加而增加的论点（1932年关东大地震及1945年遭原子弹空袭等几种特殊情况出现高峰除外）。这就表明能量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危险性，人们努力投入大量能量以提高和平、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加强安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样才能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不仅工业产业事故大帽增加，而且第三产业（商业等服务行业），甚至人们生活中的火灾、爆炸事故、交通事故等也显著增多，以至生产领域事故死亡人数与非生产领域事故死亡人数之比达19：81。这些都同能量（包括作为能源材料的可燃物）大量地使用消费而又缺乏必要的安全科技知识与安全控制措施不无关系。所以我国在“关于编研《21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的建议”中，第一条就是“树立跨世纪的大安全观”，即要把生产安全领域扩展到生活（衣食住行）、生存（环境）安全领域。
b）安全评价着眼点
通常所说的安全评价也可以说成危险性评价与事故预测。我们以对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的物质评价为例，着眼点就是看其能量性能。其所含化学潜能一旦失去控制地释放，就成了致事故灾害的危险性能量，其危险性大小可以通过释放的容易性、释放的速度（激烈性）和释放的多少来描述。其中容易性反映了能量意外释放事故发生的概率，激烈性和能量多少反映了事故严重程度。由此可以按“危险度＝事故概率×事故严重度。”的关系式来定量估算危险性。目前已开发了多种用于评价能量危险性的方法，例如DAT、DCS、ARC（Accelerating Rate Calorimeter）、C-80、QRE（Quantitative Reaction Calorimeter）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