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水俣病没有在中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了解水俣病的基本情况，却很难像许多日本人那样对水俣病等公害深感切肤之痛。
百闻不如一见。笔者今年随“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获奖者访日交流团,参观水俣病资料馆，听坐轮椅的受害者讲述父母惨死、自己残疾的经历，获悉更多细节，生发诸多感慨。
资料显示，日本氮肥公司设在水俣市的氮化工厂1909年投产后，每年直接向海里排放大量工业废水，水俣市当局从未制止；后来鱼虾、猫狗相继死亡，受有机汞污染的海水却呈现想象不到的清澈，有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直到上世纪50年代大范围的居民患同一症状的疾病，人们才猛醒，专家们才开始研究病因。这说明公害往往有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小害不治，大害必至。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必然漠视污染的危害，应对迟缓。从1956年正式确认水俣病，到1963年专家公布研究报告，再到1968年日本政府公布关于水俣病的正式解答，居然慢慢吞吞过了13年。
事关民生的环境公害，不仅直接加害一批无辜者，而且加重社会矛盾，造成严重的“并发症”。由于水俣市70%—80%的居民以工厂为生，就是身受其害的患者群体中，也有2/3的人因担心家庭和亲友的生计受到影响而放弃抗争。这样，患者和企业，患者与市民产生尖锐矛盾，患者及其支持者质疑政府及企业，社会一度弥漫信任危机，环境公害伤害了整个社会。
对受害者的高额赔偿使得日本氮肥公司发展的步子非常沉重。2005年，公司的时任社长在北京演讲时痛心地说：“企业绝不能引发公害问题，否则对企业是致命摧残。”
反思公害，再多也不为过。对于我们来说，日本朋友的告诫更需慎思：日本今天的发展是建立在水俣病等公害事件的痛苦之上的，亚洲各国千万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只顾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和国民的利益。
